哈佛大学全奖博士谈美国语言学专业申请

《世界的语言》是美国语言学家肯尼思·卡兹纳教授的著作,经过林书武先生翻译,1980年出版于北京出版社。2006年它出现在中国一名普通高一学生的手中,它向这个学生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神奇、美妙、足具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位少年之后的人生。



张伟用老师采访优秀留学生系列文章整理。

梅同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希伯来语和犹太文化专业,之后顺利拿到哈佛大学硕士全奖,修读希伯来圣经专业,紧接着攻读哈佛大学古代近东研究博士学位,同样是全奖。

简历中我注意到梅同学所掌握的语言超过十种,除了英语、现代希伯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现代语言外,还有圣经希伯来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古希腊语等古代语言。接着往下我看到一系列奖励与荣誉,这些荣誉象征着梅同学一路走来的执着与勤奋,喜欢上一个领域,并不断追寻,梦想就这样一步步实现了。

回想起对语言学习感兴趣的原因,梅同学提到很重要的几点:

一是,他从小对“追本溯源”类型的知识比较感兴趣。比如古代历史、民族起源乃至姓氏文化。初中时接触了一点法语,了解到英文有许多法语借词,大概是这种对词源的兴趣引发了对其所属语言的最初好奇。

二是,他的中学是一所外国语学校,高一开始有比较浅显的二外学习,梅同学所在班分到的是德语,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德语其实没有那么难上手,这增强了他的信心。

三是,高一时他曾参与英文校报的编写,其中的小语种版块面临取消,对此梅同学深感遗憾,好强的他硬是读了些法、德、西语的报道,凑出了一版迎接2006世界杯的特别报道。

这之后他读了《世界的语言》这本书,这本书开拓了他的思路,他又继续研读了一些汉语音韵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书籍文章。梅同学说,“这些小事的确激发并强化了我对语言的兴趣,也整合了自己对语言、历史、文化、族群的整体爱好,这过程中主要是个人兴趣影响,父母主动干预很少”。

高中时很羡慕北大东语系创始人季羡林老先生的求学经历,这是梅同学想去北大外语系的重要原因。大一时,北大希伯来语有一位老师是康奈尔大学圣经和古代近东研究博士毕业归国的,这位老师让他认识到人文学科出国学习的具体情况,这基本奠定了梅同学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谈到美国留学申请经验,梅同学说首先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当年他拿到了德州奥斯汀的博士全奖,但他认为当时该校的项目比较新,毕业生去向不明朗,所以认为这并不是很理想的选择。

于是他选择了哈佛的硕士全奖项目,两年之后重新申请了该校的博士项目。大四申请那年,梅同学正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交换,但他仍然为申请做了相对充分的准备。他当时选修了六门本科和研究生院的课程,这些课程跟他申请的专业息息相关,其次他积极寻找知名学者帮他写推荐信。

他认为,推荐信制度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际关系,可能大多数中国同学不会这么觉得,当然美国教授或学者并非随意给认识的人写推荐信,他们会考虑自己对被推荐人的了解程度和被推荐人的实际能力等。

希伯来大学在文科项目方面有很多知名学者,梅同学请一位所选课程的老师写推荐信,对方欣然应允,但开始时他表示梅同学来的时间尚短,自己的推荐信可能力度不够。但学期末的时候他认可了梅同学的表现,自己主动为他提交了一份新的推荐信。

梅同学建议大家尽量找可能认识读信人(即所申请学校的教授)的推荐人来写信,这更容易获得学校教授的认同。当然,国内的同学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国外教书学习机会,这需要大家去积极参加学术会议或赴美交换项目,或至少接触有国外背景的国内教授。

无论是申请硕士还是博士,申请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个人陈述,对专业的了解、清晰的目标和职业规划、与项目的匹配性等,都是学校非常看重的,“用我导师的话说,个人陈述要体现出你是在成长中的一个‘学者’(a scholar in the making)”,当然对以职业培养为目标的项目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成长中的职业人(a professional in the making)。以他的经验来讲,他去哈佛读硕士学位是作为跳板的,所以在硕士期间他丝毫没有松懈,表现优秀,这为他继续申请博士提供了有利因素。

他认为,博士项目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在项目中成功的申请人。首先,这个人有学习能力,做好了准备;其次,这个人会正常毕业;第三,这个人有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学者(即就业潜力)。梅同学申请时托福成绩是117分,这是很高的分数了,当下很多人追求应试技巧,但他认为钻研考试技巧意义不大。
他取得这个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学时打下的基础,因为是外国语中学,他们采用了一些原版教材,梅同学认为,扎实的语法和充足的词汇量是英语能力提升的基础,如果中学基础一般,本科努力也不晚。

备考方面,他认为“熟悉题目、反复练习”至关重要。我们惊叹梅同学的语言天分,学了如此多的语言,他却谦虚表示,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天才,很多语言的学习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或者研究领域需要,也许他只是比别人认真了一点、勤奋了一点。

很多人觉得小语种很神秘,学习更是充满挑战,梅同学则不这样认为,他说,“任何语言都不神秘,只要有需要去学并能找到学习资料,大家都有机会去掌握”。但他坦言语言学习确实有难易之分,譬如德国对于汉语母语人士来说偏难,相对而言他的本专业希伯来语简明很多。

对于小语种专业的就业前景梅同学十分看好,他认为,“我国经济在今后一段时期一定会继续走出去,向外投资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所在地语言人才需求量很旺。其中涉及到跟中国海外工程、投资和商贸挂钩的语种,如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以及传统的日韩语,就业需求旺盛,毕业人员抢手,工资待遇优厚”。

梅同学说,他本专业所学的希伯来语则属于学术性专业,将来从事的职业跟学术相关,“希伯来语因为与犹太文化、宗教学、古代中东研究等领域息息相关,因此在西方学术界绝非罕见的偏门专业。

我国作为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国,当然也需要一定掌握所在区域语言并熟悉其文化、历史、国际关系的人才。这方面,世界各主要文化都值得研究,并且在欧美早就有成熟的学术项目(印度、突厥、东南亚、斯拉夫、非洲语言等等)。这方面人才需求不多,但比较稳定”。

梅同学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高校应该会加强在地域研究方面的投入,为国家建设高水平智库机构做准备,而这也需要熟知地区多门语言的复合型学者。从职业角度讲,教师职业在国内外待遇和社会地位都相对较高,是值得考虑的职业选择。

梅同学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古代近东研究和《圣经》旧约部分的研究,近东研究(Near Eastern Studies)在美国一般属于近东研究系或者近东语言和文化系(也就是所谓NELC)。近东一般指奥斯曼时期以前的中东,和现代(狭义或广义)中东在地理上是一码事,其中的楔形文字研究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后,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这首老歌,讲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事情,歌词中很多概念还是比较准确的。

《圣经》研究主要是从历史、语言学、文学和宗教学的角度来研究《圣经》这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圣经研究并不需要宗教方面的特定信仰背景,梅同学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他认为,这类文科博士适合有意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学生读,特别是对古代历史和语言感兴趣的同学。

采访最后,梅同学对张伟用老师说,海外留学和生活给他最深的感受是他可以更客观的看待问题,尤其客观看待发展中的中国,“出国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的确给普通人带来了诸多益处。中国城市的生活已经十分便利,而且给年轻人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

他说,哈佛凌晨四点的图书馆和德国永不延误的火车,都是假的,和很多出国的朋友一样,经过多番体验和比较之后,他们现在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乐观,由于历史、资金等各种原因,国内很多一流大学在各方面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我们不必为此深深自卑,因为很多学科的发展本身依托是西方国家的背景,例如宗教学和近代考古学等。

固然中国的发展需要现当代地域研究的人才,然而古代研究也应该适当提升,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能力。国家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上去了解其他文明和文化,这不仅仅对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决策能产生积极作用,而且也给我们一个机会,跳出引介西方学科过程中所连带的西方中心视角,以便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未来。这需要更多具备东西方背景并对西方传统有一定熟悉度的回国人员。

“在古代近东和犹太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北大、东北师大、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都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大多是我自己北大或哈佛的师长。诚然,现在这些项目往往规模还不是很大。如果我有机会回国工作,我希望能够对所在学校在这方面的实力有一点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也希望和前辈一起改善课程安排和图书馆资源这两个方面的水平。的确,近东研究与西方近代以来在中东的势力扩张和宗教热忱不无关联,而我国并不具备这样的背景。但如果纳入我国现有和方兴未艾的世界史、非通用语种和政策型智库建设范畴,我想这个专业还是大有可为的”,梅同学诚恳地说到。
未来十年到十五年,他希望中国的学生可以不必出国去读研究外国的博士,也希望在非中国研究方面中国高校能够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就读。这样,我们可以以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视角和立场去培养具备语言、历史和文化能力的“外国研究”学者。

张伟用老师在美国做研究学者,研究课题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业与职业发展。通过《美国西部新闻》开设“美国留学”专栏,向世界各地中文读者介绍美国大学情况。欢迎读者朋友们和我交流互动,我很乐意和大家交流美国留学相关疑难问题,帮助大家顺利实现理想的留学计划,也丰富我的研究素材。